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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新常态下的城市年鉴转型和创新

日期:2015-12-07  来源:

  海黄梨

  年鉴产生于16世纪,随着欧美各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兴盛起来。而中国大陆是从翻译外国年鉴开启年鉴出版事业先河的。1909年由奉天图书馆印刷发行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应该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年鉴;而1913年由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的《世界年鉴》则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年鉴。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国内各地出版的年鉴慢慢增多。经济活跃开放的上海,就成为国内年鉴出版的重镇,先后出版了《中国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世界知识年鉴》等40多种年鉴。据统计,从1909年中国出版第一部年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先后出版年鉴近200种。我国年鉴发展的真正高峰期应是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国内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年鉴出版事业进入大发展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出版了一大批综合年鉴和专业年鉴,尤其是随着新编地方志第一轮和第二轮修志任务的完成和启动,由地方志机构创办的一大批地方综合年鉴相继问世,年鉴的数量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后,年鉴也进入各行各业各领域,一大批行业年鉴和企事业单位年鉴应运而生,尤其是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有创新气息的年鉴新品种。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年鉴数量至今已有4000多种。《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所收录的各类年鉴总量也有3080种,总册数达25643册。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品种上,我国已成为世界的年鉴大国。

  在年鉴家族中,城市年鉴属于综合年鉴,是综合年鉴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时代的迅猛发展,城市年鉴与其他品种年鉴一样,面临着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的冲击问题,最明显的是,社会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不仅仅影响经济领域的发展,也以强有力的姿势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生活形态。今年,“互联网+”一下子成为社会和各行各业追捧的热词,“互联网+”,不仅仅是热词,更是以不可质疑的时代趋势带来年鉴信息的革命。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新媒体传播手段,做好城市年鉴的普及和传播工作,发挥城市年鉴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城市年鉴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课题。因此,今天,我想与各位同行一起探讨“互联网+”新常态下的城市年鉴的转型与创新发展。这个主题也正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已有不少同行写文章探讨这种趋势。对我而言,“互联网+”是新生事物,城市年鉴必须与时俱进,因此,把“互联网+”与城市年鉴的转型与发展连接起来,不仅仅是追赶时代潮流,更是关系到城市年鉴的生存与发展,绝对值得探讨。我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以点观面,从12部特等奖城市年鉴看城市年鉴的发展现状

  二、正视现实,关注城市年鉴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三、从“互联网+”看城市年鉴的出路与发展模式

  一、以点观面,从12部特等奖城市年鉴看城市年鉴的发展现状

  中国城市年鉴的发展是与我国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年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说是达到了一个时代高峰。几乎每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都有城市年鉴,城市年鉴家族蔚为大观,成为中国年鉴的一支重要品种。

  因为城市年鉴的数量太多,今天我们只选择城市年鉴中的一批优秀年鉴作一个以点观面的分析,选择的标准是获得过全国年鉴编纂质量评比特等奖的12部城市年鉴,他们是《广州年鉴》《大连年鉴》《武汉年鉴》《杭州年鉴》《苏州年鉴》《温州年鉴》《西安年鉴》《镇江年鉴》《成都年鉴》《南京年鉴》《哈尔滨年鉴》和《深圳年鉴》。12个城市中,有9个副省级城市,3个地级市;9个副省级城市中,有7个是省会城市,1个是特区城市,因此是很有代表性的。

  12部城市年鉴中,创刊最早的是《广州年鉴》《苏州年鉴》,均是1983年创办的。《深圳年鉴》《武汉年鉴》则创刊于1985年,其他年鉴均分别创刊于1987年、1992年等,可以说这12部城市年鉴是全国城市年鉴中创刊比较早的年鉴。

  以12部获得特等奖的城市年鉴为标本,我们对其现状进行一个分析。主要从框架设计、条目编写、记载范围、图片运用、特色运用、装帧设计、英文目录、索引运用、版权情况、网络电子化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框架设计方面:《苏州年鉴》《成都年鉴》是篇目、类目、分目和条目四级框架结构,其他十本年鉴全部是三级框架结构。

  条目编写方面:动态性条目与常规性条目的比例配置比较合理的有《大连年鉴》《成都年鉴》《广州年鉴》《镇江年鉴》和《深圳年鉴》,其他年鉴则是动态性条目与常规性条目的布局不合理,或者是分目中没有动态性条目或动态性条目较少。在扩大资料面方面,《杭州年鉴》《大连年鉴》《广州年鉴》《深圳年鉴》都以“相关链接”“链接”“注”等形式作补充,有效增加信息量,使内容更丰富多样。

  记载范围方面:记载范围包括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12部城市年鉴,有两部年鉴的记载范围超出本城市区域,辐射周边城市,如《武汉年鉴》记述了武汉城市圈的内容,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市、黄石市、黄冈市、鄂州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和天门市等9个城市;《南京年鉴》记述了南京城市圈的内容,南京城市圈包括南京市、扬州市、镇江市、淮安市、马鞍山市、芜湖市和滁州市等七市。按惯例,年鉴只能记载本行政区域的内容,跨区域记载应该是专业年鉴的职责,如广东的《珠三角城市群年鉴》就是记载珠三角9个城市的内容的。在时间上,12部城市年鉴中,2014卷《武汉年鉴》在“大事记”方面超出时间范围,前面记有2013年大事记,后面在附录又收有2014年上半年大事纪略,显然是突破了年鉴的年度性原则。

  图片运用方面:图片分卷首图片和内文插图。各部年鉴都重视图片运用,但在卷首图片和内文插图的比重上有些年鉴不太均衡,有些排版不太合理,色彩运用不太美观。有些年鉴的图片说明要素不全,有些年鉴的图片运用是一鉴两制,卷首是彩页,内文插图则是黑白图片,影响了整体效果。图片运用比较好的有《苏州年鉴》《杭州年鉴》《广州年鉴》《深圳年鉴》等,图片运用出彩,较好地辅助正文记载。

  特色运用方面:特色包括城市特色、年度特色和时代特色三种。12部年鉴都很注意体现城市特色、年度特色和时代特色。如《温州年鉴》温州特色鲜明,设有“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外地人在温州”“地方新事异闻”等类目充分体现温州特色。《深圳年鉴》设有“特色深圳”类目集中体现深圳特色。《哈尔滨年鉴》卷首图片专设“今昔哈尔滨”“音乐哈尔滨”专辑,突显冰城特色。《广州年鉴》图片专辑也设置有“广州数字”“广州荣誉”“广州大事”“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集中体现广州特色。《杭州年鉴》专设“西湖风景名胜”类目,并在特辑类目设立“杭州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杭州‘最美现象’经验向全国推广”等分目。《苏州年鉴》设置“聚焦苏州”“旅游.园林”等类目,集中反映苏州特色。《南京年鉴》设置“南京都市圈”“历史文化保护”类目体现南京特色。其他城市年鉴也都在类目、分目和条目上设置了体现城市特色的内容。在体现年度特色方面,《苏州年鉴》设置有“年度新闻.年度人物”分目,《武汉年鉴》设置有“年度十大新闻事件”等分目,《杭州年鉴》在卷首图片和“特辑”类目,设置“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图片和内容,《大连年鉴》在“专记”设置了“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大连赛区”,反映当年度大事,体现年度特色。当今是网络时代,12部城市年鉴中,就有《南京年鉴》《温州年鉴》《广州年鉴》《哈尔滨年鉴》《成都年鉴》《苏州年鉴》和《深圳年鉴》7部年鉴设置有“网络媒体”(或称为“新媒体”“新媒体产业”“新闻网站”)等类目,对网络媒体和事件进行记载,特别是《深圳年鉴》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类目设置“新媒体”和“网络舆情宣传与管理”分目,内容包括微信开启腾讯全新时代、深圳政府网站服务、深圳微博民生服务日活动、网络正面宣传、舆情引导和舆情应对等,及时反映新兴媒体情况,显示了与时俱进。《南京年鉴》的“新闻出版与传播媒体”类目下设“新媒体”分目,内容包括了@南京发布、南京网、龙虎网、地产家居网等内容,也是及时反映南京新媒体的现状。这些内容的记载都是反映了时代特色。

  装帧设计方面:多数年鉴开本都是大16开本,只有《广州年鉴》为正度16开本。封面设计风格基本是四种:第一种是单色封面标示中英文年鉴名称,属于简约型,如《成都年鉴》《武汉年鉴》和《温州年鉴》就属于这种风格;第二种是用本城市的地标建筑或城市面貌图片作为封面图,属于地标图片型,只不过有明图和暗图两种,明图的如《大连年鉴》《广州年鉴》《杭州年鉴》,暗图的如《哈尔滨年鉴》;第三种是以反映本地风貌的古画为封面图,属于古雅型风格,如《苏州年鉴》《镇江年鉴》;第四种是抽象设计,体现现代风格,如《深圳年鉴》,其风格与其作为新兴改革开放城市的气质相融合。

  英文目录方面:12部年鉴全有英文目录,只不过是两种类型,一种是有独立英文目录,如《苏州年鉴》《杭州年鉴》《武汉年鉴》《南京年鉴》《西安年鉴》《温州年鉴》《镇江年鉴》《大连年鉴》《哈尔滨年鉴》,一种是英文目录嵌入中文目录中,如《广州年鉴》《深圳年鉴》《成都年鉴》。

  索引方面:所有年鉴索引都采用主题分析拼音检索法,但设置上分二级索引和交叉索引两种。设置二级索引的有《武汉年鉴》《镇江年鉴》《哈尔滨年鉴》《苏州年鉴》《杭州年鉴》和《西安年鉴》,设置交叉索引的有《成都年鉴》《深圳年鉴》《南京年鉴》《温州年鉴》和《广州年鉴》。这些年鉴的索引有一个共同特点,“特载”“大事记”“工作报告”“法规文件”“统计资料”、图片等内容不作索引。《杭州年鉴》比较特别是的,在主题索引之外,还设置了表格索引,极大方便读者查阅全鉴表格。

  版权情况方面:作为公开出版物,12部年鉴都有版权页,除《西安年鉴》《成都年鉴》将版权页设置在书本最后外,其他10部年鉴的版权页均设置在扉页之后。12部年鉴中,有《大连年鉴》《哈尔滨年鉴》《广州年鉴》《南京年鉴》《成都年鉴》《武汉年鉴》《深圳年鉴》等7部年鉴有国际与国内两种标准刊号,以各自年鉴社为出版单位。其他年鉴的出版单位分别是方志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和古吴轩出版社,每年都要申请书号。

  网络电子化方面:《大连年鉴》《广州年鉴》《哈尔滨年鉴》《镇江年鉴》《武汉年鉴》《深圳年鉴》等7部年鉴有随书光盘。《西安年鉴》在编辑说明中标注有年鉴电子版网址,《成都年鉴》封底附有网络版网址和密码的名片。这些年鉴的光盘,以《苏州年鉴》《广州年鉴》做的比较有特色和好用,如《苏州年鉴》随书光盘有年鉴的电子版和《美丽苏州》城市宣传片,界面美观,自动播放;《广州年鉴》的光盘有目录和检索两个系统,检索系统可查看历史检索纪录,可以编辑复制粘贴,可批注,背景音乐有几种可供选择,另外还配有几个具有年度特色的视频。《深圳年鉴》是唯一在鉴中加了微信二维码的年鉴。《成都年鉴》网络版在这些年鉴中属于适应互联网形势比较快的年鉴。无论是在图片编辑还是在内容编排和查询上,还是属于比较好用的。(《成都年鉴》网络版图)

  以上是各部年鉴的基本情况。12部城市年鉴的情况代表了所有城市年鉴的现状。

  二、正视现实,关注城市年鉴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城市年鉴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取得可观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城市年鉴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时代的挑战,挑战就是城市年鉴面临的困境。主要问题如下:

  一、内容记载报喜不报忧。多数城市年鉴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内容记载上,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对本地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困境和重大突发灾难事件等,没有详细的记载甚至没有记载。也正因为如此,年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就打折扣。这应该引起我们反思!

  二、图片设置五花八门。有些年鉴的图片运用是“一鉴两制”,卷首图片是彩页,内文插图是黑白片;有些年鉴是重视卷首图片,内文图片三两张,显得头重脚轻,比例失调;有些年鉴的图片编排不讲究,密集度过高,排版设计老土。

  三、年鉴资源的开发利用比较弱。许多城市年鉴出版后,就不再重视其资源的开发利用。宣传不够,社会使用年鉴率不高,存史做到了,资政欠缺,为社会所用率很低。城市年鉴集中了当代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方方面面的权威信息,可说是年度地情资源,应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因为开发利用比较弱,导致城市年鉴的社会作用欠缺,在社会上的知名度相当低,利用率低也就很正常了。

  城市年鉴发展的共同困境是,当今社会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人们几乎都进入了网络阅读,纸质版读物受到严重的挑战。正如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挑战一样,传统的纸质版年鉴正受到这个大趋势的冲击。如果不正视这个困境,城市年鉴的生存与发展将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从“互联网+”看城市年鉴的出路与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进入新常态,李克强总理提出制订国家级“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并认为站在“互联网+”风口顺势而为,可以使经济飞起来。“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是大势所趋。互联网携带着在其上衍生出来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与新模式,旋风般地冲击着现有的经济社会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以商业模式颠覆为动力,激发和席卷着众多新技术新产品,渗透进一个又一个传统产业,改变着我们身边的经济与社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当那些带有基础性、广泛性影响的新技术新材料诞生的时候,颠覆都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一百年前,好莱坞电影战胜商业的无线电广播,仅仅过了三十年,电视崛起,又打败了如日中天的电影业。现在可以说,“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迅猛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可以说,这种影响是海啸般的冲击一切领域、行业、产业和方方面面。腾讯的马化腾总结出“互联网+”时代有六大特征: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连接一切。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达就是八个字:跨界融合,连接一切。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2月7日考察腾讯公司时就指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

  因此,年鉴也应该要融入这个世界潮流时代大趋势中去。目前,年鉴有光盘版和网络版。年鉴光盘版又叫电子版年鉴,是一种应用多媒体技术和检索技术将纸型版年鉴的内容信息存储在光盘介质上的产品,可以通过计算机、电子阅读器或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来阅读,它是纸型版年鉴向网络版年鉴发展的过渡形式。光盘版年鉴与纸型版年鉴同时出版。它在标准上讲求完整性、准确性、美观性、兼容性和应用性。网络版年鉴,又称虚拟版年鉴,形式分两种:一是年鉴网页形式,将年鉴类目、分目和条目按网络形式要求编排,可以将声音和动态画面,通过浏览器在网上浏览;二是年鉴数据库形式,将年鉴的内容按一定设计思想建成一个大容量的能多角度检索的纯文本数据库,挂接在年鉴网站的主页上,供读者用浏览器浏览、查询和打印。相比较而言,年鉴向网络版发展已是趋势,网络年鉴正开始呈现出蓬勃的生机。纸质版年鉴的生存和发展已受到严峻的挑战。2015年8月,国内首份中国城市阅读指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手机等阅读介质的兴起,阅读外延明显扩大,手机成为第一阅读途径。手机作为新兴移动阅读方式,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纸质图书。手机阅读占38.7%,电脑阅读占17.2%,纸质阅读占27.3%,手机阅读与电脑阅读两者加起来,共56%。而且现在由于生活快节奏,人们的阅读已从原来的“深阅读”转变为“浅阅读”,许多人已从传统的纸质阅读转向网络阅读。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现实。下面介绍几个典型例子:

  (一)腾讯网络年鉴

  2007年,腾讯公司创办了腾讯网络年鉴,以《腾讯新闻2007网络年鉴》出现,该网络版年鉴设置了网民日记、今评媒、万言堂、我当主编、年度面孔等五个栏目。五个栏目的共同特点是:互动性极强。“网民日记”实际上请网民写年鉴,让网民记录一年来属于自己的片断,在页面上设有“马上写年鉴”一键,欢迎广大网民自由写并提交。“今评媒”是请网民对一年来的“腾讯新闻”进行评论解读,等于是请网民当评论家。“万言堂”是热点新闻加网民评论。“我当主编”,是给网民提供当主编的机会。“年度面孔”是介绍年度新闻当事人。总之,《腾讯2007网络年鉴》的特点就是利用网络的优势和技术手段,以互动性为原则,与广大网民一起共同编纂腾讯年鉴。

  (二)《华强电子网周年品牌年鉴》

  《华强品牌年鉴》与《腾讯网络年鉴》有共同之处,但又有它的特色。它没有互动性,更像是规范的年鉴,只不过是以网页的形式体现。有目录,有专题内容,有图片,有各种饼图、示意图和表格,形式多样,图文并茂,以时为序。但它比纸质版年鉴具有可读性观赏性。

  (三)《博鳌年鉴》

  《博鳌年鉴》显得简洁明净,基本是图文相配,记录“博鳌论坛”这个主题。全鉴基本是以时为序,记录博鳌论坛2002年创办以来的年度大事与论坛主题,博鳌论坛是在海南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论坛,从2002年创办以来,每年都定期举行。2002年的主题是: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第一届理事会成立。2003年的主题是: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此次论坛由会议组织转型为智囊机构,年会因非典延期举行。2005年的主题是:亚洲寻求共赢:亚洲的新角色。此次论坛发布首份《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2006年的主题是:亚洲寻求共赢:亚洲的新机会,首次举行青年领袖圆桌会议。2008年的主题是: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2009年的主题是: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与展望。2010年的主题是: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首次发布《新兴经济体发展年度报告》,并召开跨国公司中国CEO圆桌会议。2014年的主题则是:亚洲新未来:寻求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如果说这是年鉴,还不如说是大事记更准确。

  三种网络版年鉴是各有千秋,但它们给了我们启示。

  启示有四:

  第一、网络年鉴更能走进世界各地和千家万户。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已经从纸质阅读走进网络阅读。我们的出版物要适应互联网时代,否则出版物的生存就会走向死亡。

  第二、网络年鉴可以更直观的形式、更丰富的反映形式,走进读者心中,被读者接受。而且更利于查询和利用。纸质版年鉴过若干年后,很难找到完整的历年存本,而网络年鉴随时可以查询和利用。

  第三、年鉴要发挥它的社会作用体现它的价值,就必须要为广大人民所用。纸质版年鉴由于篇幅和重量的原因,很不方便随时随地使用,而网络年鉴没有这个问题。

  第四、纸质版年鉴缺少互动性,而网络年鉴可以设置互动环节,通过互动,吸引网民来阅读和参与编纂与评论。

  例如:网络年鉴的“大事记”部分,与纸质版年鉴“大事记”只用文字形式记录不同,它可以配以动态的摄影、摄像资料,变成大事记记录片。

  因此,城市年鉴的出路应该是与时俱进,融进互联网潮流,向网络模式发展。如何转型?方向在哪里?模式是什么?我们可以探讨,并进行实践。

  (一)纸质版年鉴与网络年鉴应同时并存

  城市年鉴向网络年鉴转型,并不等于就不需要纸质版年鉴了,两者是可以并存的。之所以继续保留纸质版年鉴,是出于它的社会作用、使用对象和网络因素考虑。年鉴的作用与地方志的“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一样,既然有存史的功能,纸质版年鉴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纸质版年鉴易于保存,而且各级领导、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等群体,还是有不少人习惯使用纸质版年鉴。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新图书馆、档案馆、方志馆,为保存纸质版图书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网络虽然能够储存海量信息且方便阅读查询,但网络也有它的劣势,容易被病毒攻击,服务器崩溃,不利于长久保存。纸质版图书可以保存长久,而互联网发展30多年,更新快速,有许多网络资料已很难查询。因此,在编纂网络年鉴的同时,纸质版年鉴可以存在,两者可以相辅相成。两者的同时存在,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

  (二)网络年鉴编纂应该有规范标准

  纸质版年鉴发展百多年,形成了规范的体例与标准。年鉴要向网络转型发展,也要遵循网络规律和年鉴体例要求,考虑网民阅读习惯与要求。

  纸质版年鉴主要是文字、图片和表格,网络年鉴的内容不仅包括文字、图片、表格,而且还有音像视频等动态内容,并且还可以“链接”形式,无限扩大相关的信息内容和音像视频等资料。由于网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年鉴与网络融合,应该能增强网络年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网络年鉴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组稿编辑方式

  二是编纂内容定位

  三是出版发行方式

  (一)组稿编辑方式:纸质版年鉴的组稿方式,都是依靠行政辖区的各部门各单位供稿,有固定的供稿部门与渠道。而网络年鉴的组稿方式可以创新。目前,各地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党政机关网站之间都实现了快捷、高效的资料传输和资源共享,办公实现电子化无纸化,因此,年鉴编辑部可充分利用政府网站建立组稿主渠道;其二,可以利用互联网动员与吸引社会力量供稿,建立网民参与编纂机制,请网民与编辑部一起共同编纂年鉴,由网民报料,由网民参与编纂,主动提交稿件、图片和视频资料;其三,可以利用互联网了解网民关注哪些内容和事件,以增加网络年鉴的信息量、热点和亮点。这种组稿编辑方式,比传统的组稿编辑方式接地气。

  (二)编纂内容定位:纸质版年鉴与网络年鉴相比,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如网络年鉴生动鲜活,因为网络年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可以与网民互动。因此,在编纂内容上,网络年鉴包括了文字、图片、表图、表格、音乐、动画、视频等内容,充分体现网络年鉴的可看性、生动性、丰富性、互动性和强大的检索功能特点。考虑到网络的特点,网络年鉴的文字篇幅要大幅减少,在图文的编排设计上要灵活、美观。考虑到年鉴的功能之一是要为广大民众提供信息资料服务,要增强服务性和实用性,因此,编纂内容的定位相当重要,除了全面提供方方面面的情况外,还要抓住年度重点、热点和亮点事件与进行反映,因此,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环保、食品安全、就业等问题要给予充分反映。每类内容都配上图片、多样表图,重要的内容可通过灵活的设计增加可读性和趣味性。甚至设置互动环节,吸引网民来观看和参与。

  (三)出版发行方式:纸质版年鉴的出版发行,都是通过书店或自家发行,其发行面和影响力是远远不够的。网络年鉴的出版发行就大不相同,其特点是及时、快速、可更新,并能通过多种衍生手段达到巨大的浏览量和利用率,这个效果是通过新媒体技术和手段达到的,如手机、ipad、网络、移动客户端等,这些技术和手段,能够极大地扩大年鉴的传播范围,大幅提升年鉴资源的应用价值。如目前国内市场上最完整、最权威的年鉴数据库,是中国知网创办的《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它在全面展示纸质版年鉴原貌的同时,深度开发利用年鉴资源,将年鉴中的信息以条目为基本单位,重新整合、标注、归类入库,形成一个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域、各行业、各系统的反映国情资讯、行业发展、地域动态等信息的事实资料库。通过网络年鉴这种载体,更能发挥这种巨大的社会作用。据网络统计,《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的年鉴下载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使用者通过网络利用年鉴资源,为研究、资政、教学等提供了信息支撑。网络年鉴将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因此,在出版发行方面也应顺应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并确定应有的规范标准。

  ( 三)网络年鉴是新生事物,要勇于实践和创新

  目前,“互联网+”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保险”“互联网+文化”“互联网+城市管理”“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等,各个领域都纷纷加入“互联网+”这个大潮流中,否则都会被无情淘汰。连接一切是“互联网+”的本质,有连接,才有未来。那么,年鉴也应与互联网融合,向网络年鉴的方向发展。

  编纂网络年鉴在全国年鉴界还属于试验阶段,已有一些城市年鉴和专业年鉴进行了“试水”,如《成都年鉴》《常州年鉴》和一些专业年鉴,但毕竟还在探索。更多的城市年鉴还处于电子光盘阶段,但已开始思考如何适应互联网时代,如何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与时俱进,发展年鉴事业。

  实际上,全国的城市年鉴都站在时代的关口,站在互联网的风口,是生是死,就看你是否与时俱进,是否与互联网+起来了。

  《深圳年鉴》与全国城市年鉴一样,已走过多年历程,尽管一直在努力与时俱进,常编常新,但也开始面临着严峻考验,这就是要适应“互联网+”新常态,在继续编好纸质版年鉴的同时,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编纂网络年鉴。如何做,这是一个现实课题,我们想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深圳是中国最互联网化城市,深圳年鉴理应要进行探索。

  一是按照网络特点设计版面结构。通过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等形式,编排内容结构。内容可设“年度大事件”“年度大数据”“年度面孔”“民生民调”“各领域动态”“年度评论”等。

  二是把网民吸引参与网络年鉴的供稿。设立在线编纂系统。所有的供稿都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进入。

  三是网络年鉴可以通过微信、QQ等社交媒介呈几何量级传播。通过这种传播形式,使之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受众覆盖面更广。

  近日,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医疗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的社会开放。在这个信息革命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与互联网的关系日益紧密。作为官书的城市年鉴,也必须有互联网思维,尽快与互联网融合,在这个移动互联网风起云涌的年代,与之并进,使城市年鉴在“互联网+”的新常态下获得新生和发展。(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十五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作者: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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