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若干论述的历史考察

日期:2006-12-26  来源: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尤以深圳特区为多。从这些具体论述的逻辑上看,一方面,内容是不断递进和完善的,另一方面,也呈现出197919841985198819891992年这样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或者说是周期性特征。以往的相关研究对此注意得不够。本文将以深圳特区为例,以邓小平倡议举办特区及三个阶段性的论述为框架,对他有关思想的来源及其演变情况进行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①这是邓小平于19841月在赴深圳视察途中说的一番话。以下将对邓小平如何关注到深圳以及倡议举办特区的情况进行一些探讨。

  “文革”结束后,19777月,邓小平政治上第三次复出。深圳这个地方很快跃入他的视野。深圳当时是南中国的一个口岸小镇,同时也是广东省宝安县的县城。19779月,邓小平在一份反映深圳口岸对外接待日益繁忙的材料上批示:这样事情需要国务院具体抓一下,绝非深圳一处问题,所有口岸都要管好,设置专业分工,严格规章和奖惩制度。②这是邓小平首次对深圳工作作出的指示,从中不难看出他善于谋全局的特点。197711月,邓小平视察广东,宝安县当时偷渡外流情况严重是他了解到的一个情况。他认为,广东的问题“相当集中”,中心问题是“政策问题”①。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还先后到四川、东北等地视察,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鼓与呼。1978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广东尤其是毗邻港澳的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发展规划问题,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表示支持。邓小平指出,“政策上要大胆一些,广东搞出口基地,……决心要大点”。②指示传达到宝安县,地方干部很受鼓舞。③经过酝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1979年初,广东省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开始着重强调推进边防经济建设。

  创办特区决策的形成,是中央与广东有效互动的结果,邓小平起到了重要的倡导作用。其一,19791月,交通部和广东省联名向国务院提出,依托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宝安县建工业区,得到李先念等人的支持。同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召集有关部门讨论实施意见时几次提到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蛇口工业区不久之后成为规模更大的深圳特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在1979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如何争取中央支持和正式命名问题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同一时期,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工作已有比较多的思考,他多次提到要积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搞对外开放。19791月,他在一份港商要求到广州开厂的材料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同年329,他在会见港督麦理浩谈到内地偷渡香港的情况时指出,“现在应该采取两个途径解决: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励私人资金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长远来说,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④因此,当邓小平在随后几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获悉广东省委的设想后,立刻表示支持,并脱口说出了“特区”的命名。⑤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倡议之后,中央讨论了广东方面的建议,并于19797月下发50号文件,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先行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上半年,中央接受广东方面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名称的改变,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

  联系当时的语境,邓小平主张办特区更多地是针对广东、福建两省而言,而不是后来盛传的仅只在深圳、珠海等地“划圈”。这与他在支持创办蛇口工业区时谈到的意见是一致的。198010月,当中央决定调任仲夷和梁灵光到广东任职时,邓小平在谈话时特别指出,“特区不是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①这一时期,兴办特区还只是从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个具体内容和重要手段来讲的。一直到198250号文件下发,中央认识到特区工作关系甚大,在提法上有新的变化,开始直接从中国对外开放全局的层面来强调办好特区的重要性,深圳等特区的地位自此开始凸显。至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话,也并非一开始就广为人知,要到1984年尤其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才逐渐传播开来,但这句话所蕴含的敢闯敢试的理念,在深圳特区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运用。邓小平说的“血路”,可以理解为,一方面,特区不可能依靠中央微薄的财力支持,只能靠优惠政策,靠自己去从无到有求生存求发展;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新的发展道路,然而国内对特区建设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难以很快达成共识,特区只能以实践来回答众议,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第一阶段:从试办特区到1984年初邓小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自特区创办以来,邓小平一直给予了特别关注。1980年,他强调特区要继续办下去;1982年,他把打击经济犯罪与办特区、坚持对外开放区别看待;1983年,他对深圳工作进行肯定,并有发展战略上的指导;1984年,他提出了“四个窗口”、“不是收,而是放”的重要思想,并由此掀起中国改革开放又一次高潮。

  从中央197950号文件下发,到198250号文件出台的这一阶段,确立了特区基本政策框架。邓小平对特区工作没有进行总结性谈话,他对办特区还处于观察阶段。1980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公开谈到了设立深圳特区的战略考虑,他说,“我们把广东、福建当作特殊地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一个特区,欢迎各国的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利用香港同外界的关系比较容易沟通。”①同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实施经济调整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②中央对办特区的方针没有动摇。

  19821月,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强调这是一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并特别提到广东。同年2月中旬,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上印发了针对特区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央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③。中央批转两省座谈会纪要后,广东及深圳特区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邓小平的态度是鲜明的。早在19806月、198112月和19821月,他先后三次批示④,强调要对广东省内逃港及干部走私贩私问题严惩不贷;另一方面,1982年春节(2月初),他在广州听取任仲夷关于广东和特区工作汇报之后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任仲夷认为这是对广东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时期,邓小平“两手抓”的思想已逐步孕育成熟,他随后明确地提了出来,即“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体现了他的辩证法。198234月间,谷牧前往深圳视察,强调经济工作要纠偏,同时也要大力推进建设步伐。回京后,谷牧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深圳特区随后在抓大规模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强调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198212月初,中央下发50号文件,强调中央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办好特区。198212月、19831月,邓小平还两次批示,强调中央有关部门应重视广东执行特殊、灵活政策措施的余地问题①。198250号文件以及邓小平的最新批示,使广东的压力减轻不少。

  深圳特区在国家没有给多少投资,同时在思想认识上不很一致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抓城市基建以及引进外资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央领导人的肯定。19836月,邓小平在听取谷牧关于深圳工作的汇报后指出,“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特区的发展有个同香港统一规划的问题。要与香港互为依托,两家联合起来打进国际市场。”②此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已见明朗,邓小平的谈话为深圳拓展战略空间指出了方向。

  1984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题词回答了他在视察途中提出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的问号。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描述了他印象中深圳的兴旺发达景象。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③之前谈特区,曾多用与“窗口”意思比较接近的“橱窗”一词。“橱窗”更多的强调了一种展示作用,“窗口”则有相互交流的含义。与邓小平“窗口”论有内在联系的,应源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蒋一苇于19838月完成的《过渡地区论——试论香港的未来地位与深圳特区的发展战略》一文。该文第一次明确用“窗口”来指代深圳的战略地位。同年9月初,梁湘阅过此文后,认为文章的构想,“很大胆,也很有意义。”该文随后经谷牧之手上报中央。同年10月底,赵紫阳在视察厦门时指出,特区要“作为世界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管理办法的窗口”。赵紫阳之前极有可能看过蒋一苇的文章。深圳市委注意到了“窗口”这一最新提法,随即在正式文件中予以使用。1984124,梁湘在向邓小平汇报举办特区目的及意义时说,“是以特区为‘窗口’和‘渠道’,观察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信息,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做好吸收、消化和推广工作,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同时,办好经济特区对收回香港主权,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促进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将起着重要的作用。”①显然,邓小平也注意到了“窗口”一词,他对其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归纳,并清晰明了表述出来,如雷贯耳。

  邓小平同时也谈到了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②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19845月,中央下发13号文件,决定开放由北至南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迈出的一大步,对于即将全面开展的城市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此前尤其是1982年以来,理论界谈深圳工作,首先必谈性质问题,众说纷纭。比较主流的提法是,特区经济性质为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表述仍然比较含混模糊。邓小平谈话发表之后,暂时平息了党内各种争论。这一时期,深圳特区的声誉达到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开始被广泛地视为是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的急先锋。

 

  第二阶段:从邓小平19856月指出深圳是个“试验”到他19876月“放胆地说”,“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这是迄今为止的深圳特区发展史上起伏变化最剧烈的时期。

  1985年,邓小平在几次谈话中强调深圳是一个试验,与他1984年的题词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所保留的提法。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从1984年底开始,全国出现新一轮宏观经济波动。由于深圳特区庞大的基建资金来源并没有真正做到之前预计的“以利用外资为主”,一旦国内银根全面紧缩,首当其冲。从1985年第二季度开始,深圳特区很快从建设的高潮跌入极其困顿的局面之中。海内外随之爆发关于特区问题的大论战,一些人得出了特区办得不成功的结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56月,邓小平在听取谷牧关于特区工作的汇报之后,几次提出深圳是一个试验的看法。①他在1985年下半年还从中国改革开放全局意义上多次谈到“试验”问题,并表示出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谈到的“试验”,与之前其他人谈到的“试验”有一定区别。自深圳特区创办以来,从中央到广东省委到深圳市委一直高举“试验”的旗帜,反复强调要跳出现行体制之外,坚持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路子。深圳特区(包括蛇口工业区)先行先试,在基建工程招标和承包责任制、劳动用工合同制、干部招聘制、浮动工资制、各种管理责任制等方面为国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中央198413号文件中得到了充分肯定。邓小平1985年的谈话,并不是单就特区某项改革措施的成败而言,而是从特区本身能不能搞好这一重大课题来看待“试验”问题的。1986年初的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特别强调,要“反复领会小平同志关于‘办特区是个试验’的指示精神,……务实这项前人未曾做过的重要试验获得成功。”1987年初的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谷牧指出,“小平同志指出,办特区是一项实验。我们现在可以说,这项探索性的改革开放的社会试验正在逐步取得成功。”②到1988年治理整顿尤其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深圳“社会试验”的提法逐渐被淡化了。另一方面,深圳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的作用,仍不断被重复强调。

  在谈“试验”的同时,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深圳要过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关”。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邓小平的发明,但他为深圳发展战略的转变下了最后的决心。这涉及深圳总体发展思想的几次转变,此点,笔者将另行撰文予以阐述,这里简略提一下。

  外向型经济本是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鲜明特质。中国办特区,也不例外。这在198041号文件、198127号等文件中已有具体体现,比如强调几个“为主”等,但在较短的时间里要真正做到这几条,困难很大。19831984年间,主张把深圳建成类似香港的“自由港”的发展思想居于主导位置,发展工业没有被置于建设的头等位置。1984年邓小平看到的深圳特区繁荣景象,是建立在建筑业、商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这样一个排列次序上的。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的提法,在1984年已经频频见诸深圳特区的各种工作材料。深圳市委在1984年底也已经注意到了经济要由内向转外向的问题,但紧迫感不够,提出转向的时间表是,到1990年,工业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8318%上升到41%,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①。从1984年底开始的全国性宏观经济波动,使得特区建设形势大变。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反复强调特区创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立能稳中有增地为国家创汇的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思路被迫切地提了出来。1985年初,谷牧在深圳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要在三年内把特区建成一个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客观地说,这次会议已经明确提出了新的路向,但在具体工作部署上还没有痛下决心。下决心的是邓小平。他在198581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团的谈话中明确强调,深圳特区的经济要从内向转向外向,“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②邓小平没有局限于一个时段来看待特区的成败。这一时期,中央在帮助深圳尽快建立外向型经济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到1987年初特区工作会议前,国务院各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在深圳办了450家工厂。以此看来,中央在1986前后近两年时间内,给深圳“造血”的扶持力度,比起以往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若与1985年一些人对深圳“输血”的批评意见相比较,这多少有些出人意表之外。从1986年开始,深圳的重要经济活动比如基建正式纳入“七五”计划,深圳经济的计划性大为增强。与此同时,深圳也加大了引进及发展自身的工业项目的力度。到1987年初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之时,深圳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已基本建立起来。从1987年开始,中央大幅度调高了深圳上缴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的指标。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198756月间,邓小平两次高度赞扬深圳的建设成就,他说,“最近深圳技术比较高的产品可以打入国际市场。开放政策的成功就要看这一条,这是真正的成功。”“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③。这一席谈话,表明他以前所说的“试验”,似仍侧重于经济方面。至于说“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简言之,可以理解为:第一、深圳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第二、深圳建设成就显著,实现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目标。第三、深圳的窗口作用得到发挥。第四、深圳成为全国体制改革的试验场,输送了不少有效的经验。第五、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赢得了声誉。笔者不揣浅陋,认为邓小平强调的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实际上属于出口加工区的范畴。从一个长时段来看,最初的城市基建以及这之后强调的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同属深圳特区发展的两个基石。199012月,深圳发展战略再次转向,提出建成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此后,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由于不符合这一新的总体发展战略,逐渐成为历史。

  19871988年,深圳抓住国际经济调整、日元升值等有利时机,在创造“小气候”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蛇口工业区因经济总量不足等客观原因,逐渐隐没在深圳特区的全面快速发展之中。198863,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意气风发地说: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①深圳市委随即提出,深圳要努力成为内地第一个“香港”。19895月,邓小平对“造香港”进行了解释,“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②他没有明确说在哪些地方造,他的话更多的是一种号召,鼓励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进程。

 

  第三阶段:从“(经济特区)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到“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这一阶段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一是19891991年期间,邓小平对特区工作的关注,包括他的批评意见;二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期间在深圳发表了重要谈话。

  198969,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话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①毫无疑问,邓小平的谈话是就全局工作而言,但他专门点出了经济特区,也是意有所指。政治风波中,海南和深圳都出现过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比较引人注目。但总的看,深圳局面比较稳定,被媒体誉为“深圳现象”②。此后,深圳市委除继续大力抓经济建设之外,格外强调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中央的肯定。耐人寻味的是,19909月,邓小平没有为深圳特区而是为相对次要的珠海特区十周年纪念题了字。199011月,江泽民代表中央在庆祝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招待会上强调指出,“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③庆典之后,邓小平关于深圳又有一些新的谈话。从1990年底开始,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1991年初,他在上海的谈话中,明确肯定了深圳的建设成就④。19914月,他还为深圳新火车站题写了站名。消息传来,使深圳市委市政府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1989年到1992年初这样一个较长时段来看,深圳的战略地位没有因治理整顿和政治风波而削弱,反而得到了继续提升。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加重了国内经济困难,国内可以通过深圳这个特殊渠道,建立与香港及海外便捷的信息沟通,在贸易多元化方面作出努力。深圳的快速发展还会对香港的稳定繁荣产生直接的影响。深圳也的确保持了较快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

  1992年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深圳,此行还先后视察了武昌、珠海、上海等地。他深思熟虑,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讲了一些放炮的话”。邓小平除就中国改革开放全局发表重要谈话外,还专门谈到了深圳特区的工作,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全面总结和肯定深圳特区的成就。邓小平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这是对深圳先行一步历史性贡献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多少有一些“放炮”的意味,因为深圳特区多年来的重大决策无不是中央授权在先。1992220,李灏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对小平同志讲的敢闯的问题,回过头来看,深圳这几年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合法的,顶多有些是晚一点取得合法地位,时间拖长一点。治理整顿期间,我们很尊重中央和省,没有胆大妄为,这当然有好处,但有些事情就耽误了。……在闯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顾虑还是很多的。”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特区姓‘社’不姓‘资’”。这是从政权意义上来讲的。邓小平多年来反复讲计划与市场、“主体”与“补充”(即公有制始终是主体,外资、个体经济等属于补充成分)的辩证关系,逐渐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认同。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了党内关于特区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邓小平认为,深圳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实际上这个情况一直是动态变化的。截至199210月,深圳外企占企业总数1/3以上,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2/3,在特区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引发了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公有制内涵的重新界定。

  二是对工作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比如,要坚持搞讲效益和质量的外向型经济、特区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邓小平指出,特区要学习新加坡,要有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这与他在19896月对特区的批评意见一脉相承。深圳在80年代后半期全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大量引入“三来一补”企业,特区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到1992年,深圳统计在册的人口超过200万,其中暂住人口占70%,另有大量不在册流动人口。这使得深圳社会管理问题迅速突出起来,各方面对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批评意见也越来越多。如何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贯彻好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两手抓”方针,一直是深圳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是特别嘱咐深圳“要搞快一点”,提出了具体发展目标。他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 “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又要求广东用二十年时间,在两个文明建设上赶上亚洲“四小龙”。为落实邓小平的指示,深圳市修订了‘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准备在2005年赶上亚洲‘四小龙’”。199211月,深圳市委提出了跨世纪战略目标:“把深圳建成综合性的经济特区和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为广东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多作贡献。”事实上,以90年代初的深圳与香港相比较,差距仍比较大,深圳1994年的经济总量才达到香港1979年的水平。因此,中央对深圳提出的这一发展目标,表示“不泼冷水,也不烧火”,同时强调,深圳特区发展速度比内地要快,但必须是有效益、结构合理的高速度。

  19922月,中央将邓小平南巡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2号文件下发,在国内外激起了强烈反响。南方谈话的发表及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极大推动了深圳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深圳工作的长期关注和高度重视,在国内外十分引人注目,这与深圳在改革开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无关系。在19791992年特区潮起潮落的发展进程中,特区的许多重大政策或是由邓小平亲自提出,或是由其他同志建议报请他批准同意的。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既有阶段性特征,同时又是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谷牧指出,“我们应牢牢记住:是小平同志为兴办特区拍的板,是小平同志给特区发展定的向。”①邓小平关于特区的若干重要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论述中,始终体现了他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境界,体现了高瞻远瞩的宏大气势和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使得他能够博采众长并善于把握时机,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有力地推动了特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注:20066月,本文入选省委党史研究室与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纪念建党85周年学术研讨会”。

注:①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以下简称《年谱》),第9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年谱》,第212页。

注:①《年谱》,第238239页。

②《年谱》,第298页。

19786月宝安县委常委会议记录,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档案,档号:“县委县革委会”1978年第4卷。

④《年谱》,第501页。

⑤《谷牧谈“特区”名称由来:小平脱口而出》,《南方日报》2004810

注:①《任仲夷论丛》第2卷,第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注:①《年谱》,第67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任仲夷:“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南风窗》,20051115

④《年谱》,第791796页。

注:①《年谱》,第877879页。

②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831985),第6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13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注:①19842月深圳经济特区情况汇报,深圳市档案馆档案,档号:A1号全宗1984年第8卷。

②《年谱》,第5152页。

注:①《年谱》,第130133页。

②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861987),第65257页。

注:①深圳市委办公厅编:《深圳特区发展的道路》,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6页。

注: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注: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②计泓赛:《深圳的主动权哪里来?——深圳市领导访谈录》,《人民日报》,199037

③《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招待会上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圳特区报》,19901127

④《年谱》,第13251327页。

注:①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版权所有: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未经允许 不得转载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林丰路2号深圳档案中心B栋4楼
联系我们:0755-88123127 邮箱:szb@sz.gov.cn